吴士宏自传:永远先走一步（第1 / 2页）
“我要做一个优秀的、杰出的女人。”
在吴士宏举行的个人招待会上，她的自传显然成为许多人关心的话题。此前，吴士宏曾向笔者透露，她一直想写一本叫作《中国白领》或者类似题目的书，当然如果选择她自己来作为一个外企白领个人奋斗的范本，自然是最恰当不过了。在10多年外企浓厚企业文化的淘洗中，从一个当初连传真机、打字机都没有摸过的小护士，到一家著名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掌门人，吴士宏的经历有着许许多多的传奇色彩。更难得的是，生活和同事眼中的吴士宏也是一位性情中人，对自己的期许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她在并不顺利的职业生涯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强和韧性，一次次困境中摆脱出来（甚至逃离出了死神的边缘），这些在书中都有淋漓尽致的披露。
据吴士宏介绍，20多万字的书稿全是她在离职后的3个月里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吴士宏在书中坦陈心迹，是希望她的个人经历能为在企业界人士提供一份有价值的个人鉴照。当然，吴士宏也不讳言这本书得到了许多文化人的帮助，如充当此书策划的就是万圣书园的老板甘绮女士，书名则取自《楚辞》里的一句话“何曾华而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在微软、在IBm和我自己”，其间交织着的自卑和自强、奋斗和孤独、失意和狂喜，感人至深，值得一读。但此间也有人认为，吴士宏在这一时候抛出这样的一本自我张扬的自传，不仅有炒作之嫌，而且有些矫情。据悉，该书将于10月18日正式上市。但不知何故，从这本书漂亮的英文名字（Uplernstffewnd），笔者总是联想起《飘》（Gonewiththewind）中那位倔强而且永不服输的郝思嘉来。
同是东北出生的女人，吴士宏和我以前采访的张树新却有着迥异的风格。同为国内IT界瞩目的女性，如果说张树新时不时会发出爽声的大笑，更富谋略、能言善辩甚至有那么一点咄咄逼人的味道，那么吴士宏更像一个温文、安静的淑女，带着优雅的微笑和气质，甚至可以说有些内敛：关于吴士宏的传奇也许我们只挖掘出了其庞大冰山的一角。更为有趣的一点是，与张树新不同，吴士宏并不很在意自己的“女性意识”。她把这种自己这种女性意识的淡化归结了两个原因，一是她做事为人非常本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不是自己太幸运了，总是能遇到一些特好的人，其中从不乏优秀的“大男子主义者们”的保护和支持。对于未来，吴士宏充满了自信。尽管不太喜欢“女强人”这样的称呼，她似乎认同自己为“女人+职业人=另类”的说法。在职业经理人中她最佩服的是GE的总裁韦尔奇，而且非常信仰他说过的一句话，即好的企业领导人一定要充满人格扭力，“不是一个中庸、保守、思虑周密的政策发音器，而必须有些许狂人形象”。她的理想就是‘要么把优秀外企做成中国的，要么把中国企业做到国际上去”，要做到这一点，吴士宏当然深知“高处不胜寒”的滋味，也知道自己要付出很多，舍弃很多。但也有人指出，吴士宏选择m并非坦途，不仅是因为从家电企业转向，IT业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成功例子也不多，更重要的是，吴立定成长自一种极富包容性的文化中，而且习惯了在逆风中飞扬，不知在TCL这样的国有企业中找到自己的天空。最有意思的是我在席间遇到TCL电脑的总裁杨伟强，他显得异常高兴，因为“自己不仅促成了吴士宏的加盟，更幸运的是能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老板。与记者告别时，吴士宏表示，关于她的新的传奇故事还待重新续写。
渴望未来
吴士宏对笔者曾用“脱胎换骨”四个字来形容她人主微软所经历的痛苦和不易。从林妹妹进贾府式的小心翼翼到回到本色女人的大刀阔斧，吴士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走出了这段泥沼。
玉碎不为瓦全
“我希望我的离职会给微软中国一个小小的刺激，
这一小小的刺激能够促使会反省自己在中国的策略。”
然而，吴士宏似乎注定要逆流而上。正当她意欲大展宏图的时候，与微软中国形象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年初是“维纳斯计划”引发的全民“微软恐惧”症；5月份微软控告亚都，情急之下亚都反戈利用舆论声势与之抗衡；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加上一部分媒体的口诛笔伐，微软在中国几乎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境地。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外因。
——关注吴士宏的心路历程
打开问号
“三个月前，我给大象留下了一个悬念。”
1999年10月11日，对吴士宏来说也许是等待已久的一天。下午在凯宾斯基饭店，各路媒体记者云集，TCL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欢迎吴士宏加盟TCL；当天晚上在皇家俱乐部吴士定举办的个人招待会上，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吴士宏手举酒杯，向新闻界朋友和亲友频频致意，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席间，吴士宏表示，她要与新闻界的朋友和各路好友共同分享她的喜悦，并称“有话要说”。
自从今年8月份从微软去职之后，吴士宏何去何从一直是新闻界热衷的话题，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业界没有了这员女将的声音，也曾使得许多人为之感叹和惋惜。人们关心没有了吴士宏，微软会怎样？谁来接替她的位置？同样，离开了微软的吴士宏，会寻找到怎样的一个舞台？业界还有没有她更好的机会？用吴士宏自己的话来说，3个月前她给许多关心她的人留下了一个悬念，今天，该是她亲手揭开谜底的时候了一一3个月后，吴士宏幸运地为国内著名的家电企业TCL看中，并被许以重任——TCL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TCL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裁；在蛰伏的3个月里，吴士宏昼伏夜耕，把她14年的外企职业生涯写成了一本叫作《逆风飞扬》的自传，且让我们先来听听吴士宏如何剖白她的心迹、诠释她的传奇——
这种自卑跌宕起伏，曾经无处不在。当同事被提升时，我心有嫉妒；当自己成为英雄站在表彰台上时，因同事比我多了几百元奖金心中不服。我在嘴上说，我不是在乎这几百元钱，然而我在乎的是什么呢？我把别人对我的认可程度局限于几百元钱所代表的价值上，这又比仅仅是在乎几百元钱的境界高出了多少呢？追求表面层次的认可，使我把成功的尺度摆设在别人的眼里，我内心的天平经常受制于别人的评价摆荡不已。
在ImB华南区工作期间，我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极力开拓这片新的市场领地，又要对AN多位员工的成长负责。在这个大家庭里，我开始从一群员工身上看到自己的成就和理想。那狭隘的自我也被渐渐挤出。在离开ImB华南区的时候，我已克服了自卑的心理，获得了充分的自尊。
人没有野心不能成大事。1997年初，当我回到北京IBm总部时，许多朋友都困惑不解：偌大的“南天王”不做，却还要读什么书（当时找准备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在公司里，昔日追随“南天王”的亲热也化为寒蝉，甚至有人和我擦肩而过也视若无人。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昔日，我肯定又要愤怒了。然而现在我却可以轻松地去面对。我已经能够平衡自己的内心。我确实想修整一下，去美国攻读mBA高级研修班，这已不是为拿文凭争口气的心态，而是希望养精蓄锐，向更高的目标出击。
当我收到美国的机票，准备8月15日的开学之时，父母亲的双双大病使我在事业与亲情间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我每天奔走在两个医院，往返于城市与郊区，而风烛残年的父母却没有很快康复的迹象。我非常想出去读书，甚至心头闪出这样的念头：难道你们就不能晚两个月生病吗？
我被自己的闪念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人，当事业与亲情交锋之时，我竟然想推卸责任。难道我是在想，两个月后，我已经在美国了，你们再病我也可以不管了。是这样吗？我竟沦落为这类人了吗？好人是成功的基本条件。当时父亲已在弥留之际，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终于，我决定留下来，埋葬自己的梦想，每天陪伴着父母。
从“新经济”中诞生的一些人开始逐渐规范自身，谋求与西方接轨，另外一些人直到今天还在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做事情，于是很快就倒下了，除非他快速学习，适应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几乎压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史。10年中，我也见过太多的这样的变化。
就我的个人性格而言，坐视这种变化的发生我做不到，我的教育给了我科学的头脑，而这样一种“新经济”对我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不合乎科学，也有悖于我个人的道德准则。在这样一种大潮中我不可能赚取很多的钱，但可以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我曾开玩笑说，今天在IT圈里挣扎的与他们相比倒好像是两类人，IT里的人大都跟着洋鬼子亦步亦趋，从白领打工者做起，积累经验后，再去开个小公司，无法跟“新经济’大风大浪中弄潮的大腕们相比，后者在与洋人对接的过程中会感到非常困难，因为以往的成功经验现在已经不管用，对于擅长把握无规则游戏的人来说，太多的规则会使他畏难而裹足不前。
对于从国外游学归来的人，在某些方面他们会占上风，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们与“新经济”中出现的大腕们对垒还有差距，后者也是一批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的骨子里有着非常正统的东西，在国家机构待过，受过非常正统的教育，在1989年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无所有来到南方，用他们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来研究这种体制落差，到今天成就事业，也非常清楚其中所有的原罪。
清楚原罪和不清楚原罪是完全不同的，清楚原罪者一直在力图改变自身，逐步走向国际化，与国际接轨，这代企业家走到最后会沉淀出不同的层次，正缘于此。
瀛海威的诞生
当时有一个机会我参加了中科院40年大型历史编写工作，就花了半年时；司去读中科院的所有历史，从延安自然科学院、苏联模式到周恩来郭沫若筹建包括社科院和许多综合学科在内的国家科学院；从1958年研制“两弹一星”。分出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社科院等组织结构变迁到学科分支的变化等等，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促进了我对中国科学纵深的了解。我所在的企业局战略处就是研究中国的高科技如何实现产业化，我们还撰写了中科院2000年产业规划，当时对我们来讲2000年是一个遥远得不可及的事情，甚至自己能否活到那一天都没有想过。今天2000年却就在眼前，尽管这些规划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其间我们见到了太多的业界英雄人物的沉浮，也看到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如何脱颖而出，看到中国IT产业如何从萌芽、发展到壮大。
智慧人生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不适合做什么，但自己真正适合做什么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不适合做科学，更不适合做官，因为后者一定要以牺牲某些自己所珍视的东西作为代价。于是到了1991年底，我又一次面临选择：是去科学院下面的公司，还是自己出来做点事情？我选择了从零开始，一分钱都没有，成立了我有生以来所做的第一个企业——天树策划。
中国后来把这样的一群人叫作“策划人”，我一直不敢苟同。生活中很多时候需要充满智慧，以揭示或5；导某种潮流，如果把策划纳粹归为某种产品的促销或者一些小技巧，那是一种歪曲。今天中国要进人wTO，也会请一些全世界最好的公关公司来做策划，进行某些革新，比如游说某些美国国会议员支持中国，这是策划。策划是智慧地分析各种形势以对某一局面作出适时的调整，就像最近各国外交家在科索沃会战马不停蹄般的外交斡旋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外交都是一种策划。如果非要把策划变成某一类人的称呼，只能说明我们过去的生活中缺少足够的智慧撞击。
策划能成为一种行当，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中发生的饶有兴趣的一幕，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策划是我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第一桶金的一个行业，后来我才发现，策划就是最典型的知识经济。
每个人都必须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而不能所有人说你是谁时，你认为自己就是那样，那只会迷失自己。1986年大学毕业后，因为自己不知道干什么，于是就结婚生孩子，专心做一个女人。IT行业里像我这样经历的女人很少，今年我女儿已经四岁了。
身为女人，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女人。毕业后我跟我丈夫刚来到北京，举目无亲，也许是两个人活起来比一个人容易，而人最本位的一件事是你会不会活着。大学里给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个才女，但他们不会认为你会活着，会不会谈恋爱、生孩子，连我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似乎才女就意味注定要在些人性方面失掉些什么。
我后来决定去做记者，因为觉得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社会。大学是个象牙塔，每个人都在其中杜撰了太多的幻想，在走出校门后被撞得粉碎。当时我不想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剩下唯一可做的就是去看看这个社会，而熟悉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去当记者，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接触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内心世界。
“不求上进”的女记者
中学时代我最神圣的一个理想是去做战地记者或侦探作家，但后来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战地记者，缺乏那样的一种环境，极少数人只是因为某个偶然的机会所造就。后来到了报社，发现大家都在整天打毛衣，煲电话，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还不如学会怎样活着，在北京能有一间房子，生孩子、买菜做饭…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里，我就是这样生活着，但三年下来，我居然还是这个报社最好的记者，因为也许用lllo的精力就足够了。
60年代以后，中国几乎就丢失了传统，经历着一种巨大的文化断裂。我从小没写过毛笔字，没有受过很传统的教育，直到后来很多东西我们去寻找时，才去读了一些东西。这一代人的特殊之处是他们的文化经历构成是最复杂的——从小高呼“**万岁”，写过大批判稿，从小所受的诗歌和韵律的教育来自于革命文学，传统的训练和信仰也接受了很多，但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形成世界观之前，这些东西就灰飞烟灭。同时，他们读了太多父辈的故事，多少受过父辈经历和历史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会触及他们真正的本性，前辈们那种可怕的伤害没有真正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因为身边人伤害和被伤害的倾诉耳闻太多，因而也由衷感到自己的幸福。
“才女”的困惑
上高中时，我就参加了全国的数学和物理竞赛，那时所有人都在谈论‘科学的春天”，女同学都在幻想有一天去当居里夫人而选择去学化学。上大学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自由化”、自由竞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变革和西方的一些观念开始进来，我们的思想一直都处在多方冲撞中，因而这一代人的思维定势很难描述，至少不会像人们描述知青一代或者20岁以下的一代人那样脉络清晰可见。
我女儿今年12岁，她所有的思维都是卡通式的，一直不爱写作文，等我很详细地跟她解释为什么要写作文时，她说，用那么多文字写这些东西简直是废话，因为用一张图来表现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她们这一代更适合比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后来价值观的形成和思维方式的构成都和他身处的文化和生活经历紧密关联，自然也构成了在未来生活状态中个体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上的差别。
我个人还算幸运，从小一直非常受“瞩目”：做最好的学生；被人们当作“才女”；上了国内最好的大学；当选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任女学生会主席；19岁在本年级成为第一个党员，天天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派的区别；主持参与了科大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些重要学生活动……毕业时，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科学，因为从事科学的人需要心如止水，但我做不到，很容易受到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诱惑，对太多的问题感兴趣，而科大是一所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1992——1996年创办北京天树策划公司
1996——1998年创办流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创办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TheRetelnetGroup）：
是由中桥投资基金（Chill）（一家在亚太区和中国从事高层次投资和战略合作的业务多元化、从事高速增长行业业务的集团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盛华元通的业务目标主要包括两者面：一是成为在中因为Internet还住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电子商务和信息门户一是成为领先的在线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其中包括资金收入和通信平台的升级服务，例如在置顶盒和无线通信技术在中国市场趋于成熟的时候，取代标准的Sli/aPPPmodem平台。
人物自白：
绝不允许别人把我拦在任何门外。全\本\小\说\网在内心我无法丈量自己与这道门的间距，虽然我足足站了5分钟，观察那些各种肤色的人如何从容地迈上台阶，毫无闪失地踱进转门，进入到另一种世界。这是五星级标准的长城饭店，它像西方里盛装的贵妇人，辉煌而傲慢，而我则要穿过它的转门，去谋求一份职业。
那是1985年，我有充足的理由要走进这扇转门。为了离开原来毫无生气甚至满足不了温饱的护士职业，我凭着一台收音机，花了一年半时间学完了许国璋英语三年的课程。我一直守候着机遇的到来。我鼓足勇气，穿过那威严的转门和内心的召唤，走进了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公司IBm公司的北京办事处。面试像一面筛子。两轮的笔试和一次口试，我都顺利地滤过了严密的网眼。最后主考官问我会不会打字，我条件反射地说：会！“那么你一分钟能打多少？”“您的要求是多少？”主考官说了一个标准，我马上承诺说我可以。因为我环视四周，发觉考场里没有一台打字机，果然，主考官说下次录取时再加试打字。
实际上我从未摸过打字机。面试结束，我飞也似地跑回去，向亲友借了170元买了一台打字机，没日没夜地敲打了一星期，双手疲乏得连吃饭都拿不住筷子，我竟奇迹般地敲出了专业打字员的水平。以后好几个月我才还清了这笔不小的债务，而IBm公司却一直没有考我的打字功夫。
我就这样成了这家世界著名企业的一个最普通的员工。
在IBm工作的最早的日子里，我扮演的是一个卑微的角色，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完全是脑袋以下肢体的劳作。我曾感到非常自卑，连触摸心目中的高科技象征的传真机都是一种奢望，我仅仅为身处这个安全而又解决温饱的环境而感到宽慰。
人物背景：张树新：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总裁
1963牟7月生于辽宁省抚顺市
1981——1986年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
1986——1989年《中国科学报》记者
1989——1992年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战略项目处从事企业战略研究
根据微软公布上一财年的报告来看，1998年微软在全世界的销售总额达到了145亿美元，而据悉在中国实现的销售额才3000多万美元，还不到总额的1％。有一次我曾问吴士宏，微软中国是不是“早就应该反省它在中国的策略”，吴士宏也表示认同。就在中国的保有量而言，现有的销售额实在有些与微软这一形象不太相称，而仅仅把这归罪于国内的盗版问题就未免过于简单，况且就是对待盗版也有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是一味地纵容迁就还是纯粹的大棒棒杀政策；是纯粹依赖政府去杜绝还是形成策略联盟来推动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正确认识，这些都是微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吴士宏认为，微软的这种反省已经表现在微软近年来推行的一些积极的市场战略上，如进一步改善与中国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的关系、发展微软与本地的合作伙伴的合作共同推动国内软件产业发展，加大在教育、社会的投资和投入等等，而且在这些方面，微软的投资和动作力度将继续加大。
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最近的维纳斯计划在中国掀起的轩然大波，对此吴士宏也表现出了相当的不理解和困惑。撇开民族主义不论，透过维纳斯计划，吴士宏也承认，微软中国的形象也亟待改变。如果说人们把微软视为假想放还是情有可原的话（只要一想到比尔的微软软件帝国），那么维纳斯计划如此触犯“众怒’测恐怕与微软（中国）自身的形象不无关系。连吴士宏也认为，微软因其操作系统过于强大而受到敌视这样盼情况“不应该发生在中国”，因为“微软在与INTERNET伙伴之间应有着天然的合作关系和共同利益基础”。吴士宏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沟通上。
然而，正当吴士宏开始她雄心勃勃的形象重塑计划时，老天显然不帮忙，5月里发生的两件突发事件显然加剧了吴与微软高层的矛盾，也使吴士宏更进一步开始反省自己的选择。尽管在《逆风飞扬》一书中，吴士案列举了她为什么离开微软的四个理由（微软在中国不公正的价格策略、反盗版的策略和具体方式不符合国情、微软在中国组织架构的多个窗口导致形象混乱而产生信任危机和她作为总经理没有被充分地授权），但显然，微软在中国的信任危机是导致双方摊牌的最大原因。有人认为，对于微软中国形象方面的信任危机，吴士宏作为总经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吴士宏显然把这一点归咎于微软在中国的战略失误。
微软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吴士宏在加盟微软之后，一直在广纳贤士，厉兵秣马，而吴士宏也把自己到微软中国之后最大的成就归结为搜罗了一大批本地的管理和业务精英，也由此构筑了微软中国走向“未来之路”的坚实基础。平心而论，吴全宏在微软的许多积极建树（搜罗人才。建设渠道。形象重塑）都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吴士宏表示，微软今后要多做一些形象重塑的工作，并和社会各个阶层进行有效的沟通，但可惜最后微软和吴士宏似乎都已经对对方失去了耐性和信心。吴士宏后来说，就她的刚烈性格而言，当时除了选择离开，她别无选择。笔者在此旧话重提，并非要穷究其中的谁是谁非，只是吴士宏空有满腹抱负悻悻离开，吴士宏之后的微软中国也依旧未能走出阴影，毕竟这是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书如其人
小乔初嫁时
“又有多少人知道，我当时在微软也是促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死尸
今年6月18日，微软中国公司突然宣布，吴士宏出于个人原因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对于背后的真实原因，微软公司和吴士宏个人都讳莫如深，未作进一步说明，显然这中间双方都心照不宣，作友好摊牌而分手。但吴士宏辞职之前，先有微软状告亚都的官司，微软在中国的“大棒政策”一方面使得一部分中国用户风声鹤晚，另一方面媒体的火上浇油，也从潜意识里激发了普遍的反微软浪潮；后有5月8日中国使馆的被炸事件，一夜之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政治上的反霸权和知识产权产品上的垄断被许多媒体混为一谈（其间还夹杂着微软产品在中国的不公正价格、比尔·盖茨的个人形象以及微软中国与部分媒体记者的积怨等不和谐音），微软在中国的形象更无立锥之地，可以说，当时的吴士宏正处内外交困，而在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发生40天后，吴士宏就急流勇退，不难想像当时微软中国和吴士宏作为其掌门人的窘迫。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笔者4月16日在对吴士宏进行专访时，这位备受业界瞩目的女经理人坦言，她在“微软已经经历了最困难的日子”，“走出了低谷”，因为她“已经建立了一支由许多优秀的高层经理组成的崭新团队”。吴士宏似乎是摩拳擦掌，意欲大于一场。而在此之前，吴士宏于1998年2月踏进微软的门槛时，分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方面，离开IBm到微软作中国公司的掌门人，她知道这样的一个机会并非任何人能轻易得到，甚至连微软的人也劝说她就是‘为微软而生”，“这一职位就是为她而准备的”，换言之，是非她莫属，为此她不惜放弃了去美国读mBA的宝贵机会；另一方面，吴士宏也知道杜家滨身后的微软中国的内忧外患——微软对中国市场在战略上的漫不经心、国内软件市场的不成熟（法律环境和用户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漠视）以及微软与国内各界的关系亟待改善……而且就个人而言，用吴士宏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在IBm时“从一个Sales转变为一个milllaecr对她来说要经历一段并不轻松的蜕变甚至是性格扭曲”，那么被杜家滨和微软相中即“意味着她将要经历第二次痛苦的挣扎和转变”。
吴士宏选择了微软，称自己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当然是履行总经理职责，全面做好业绩；第二，我必须尽快地了解这家公司，了解它的人和产品，可它对我来说是一片陌生，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软件！第三个挑战是这里的人会不会接受我，这家公司能不能接受我…”此前，吴士宏从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护士在IBm从Reception做起，12年里因为销售业绩突出屡获提升，直至渠道部总经理，吴士宏个人奋斗的经历在业界已成美谈，就任微软中国的头把交易更令许多人惊羡的同时，也投以怀疑的目光，也有人表示责疑：以吴士宏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经验，她能承担这一软件帝国在中国的使命吗？
在父亲最后的生命时光里，尽管他已不能启口说话，但我却一直能够与他交流。我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认为我是由于伤心过度精神出了问题。然而我却知道父亲一直在挽留我。这是心与心、灵与灵之间的默默传递。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苦心，他在冥冥中留住我，是想为我展示一片新的人生霞光。
1998年2月5日，经历了5个多月的双向选择，我把签字协议传真到微软公司总部的时候，我如梦初醒地发现，原来父亲要我留下做更大的事，这正是我想做的事啊！我在微软公司的上司对我说，你就是为微软生的。微软公司虚席以待，“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这一职位为我等了将近半年。而我选择微软，是因为它正迎合我的梦想：要么把中国公司做到国际上去，要么把国际公司做到中国来。
微软恰恰把执掌中国业务的金印托付给了我。同时，微软公司那种生生不息的创新拼搏精神、浓厚的危机感和我的个性也有某种深层的契合吧。
微软和中国给了我广阔的天空，我又想张开羽翎，让风声在耳边回响，再次超越自我，去迎接绚丽的梦想：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的软件企业”，为中国软件业写下丰盛的一页。
重出江湖续写传奇
这批企业家中的另类是像柳传志这样的人，做得非常苦，联想经历了12年的漫长发展，包括当初在香港也是惨淡经营，非常艰苦。我个人非常佩服柳老板，他有足够的耐性和耐力花12年时间做成联想这样的企业，而且这样的历史机会也只会有一次。
中国市场经济发生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很凑巧，在1992年到1993年，我接触了通信市场这一体制落差相当巨大的市场，包括移动通讯市场，都是凭借一个资源，带动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恰巧我丈夫在一条街做一个贸易企业，通过为别人做寻呼软件发现了寻呼台巨大的服务市场，我当时通过做策划也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到1994年底，寻呼和策划等行业都从暴利迅速变成微利，这些事请加起来，后来促成了瀛海威的诞生。
中日“新经济”的原罪
回头总结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出身，你会发现，都与策划有关。他们无非是把这个国家由于体制的落差形成的巨大空间通过某种智慧做了组合，于是有了民营企业，否则，按照中国传统体制的运转，中国是不应该有民营企业。站在这一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肯定是有原罪的，无论是中国最早的房地产商、今天所谓炒二级市场的证券银行家，还是当年去南方炒地皮、今天又跑回北京来炒房地产的资本持有者，无一例外。
其实，他们所利用的还是一些在中国没有规定的规则和大量的灰色地带，这群人都是才识过人，一开始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只是利用这种体制上的落差和短暂的商业机会，正像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里面有恶劣的权力寻租，也有不恶劣的，但需要明确的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中国式“新经济”的形成。
在中国，“新经济”经常通过银行和银行间的关联做一些事情，是很中国式的一条道路。1994年我在美国与一批在美留学的同学聊天时，我就说：你们根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也无法了解，因为你们离开祖国10年，不知道这样一种“新经济”一定得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就像l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
游戏规则的改变
去报社报到的3个月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生孩子，报社总编非常生气，觉得不可理解，说没有见过一个科大的学生会主席如此不求上进，进而决定从此以后不再要科大的学生。我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10多年前，所谓的尊重人性和个人生活的概念还不像今天这样被认可。等到1989年，我发现这一职业对自己来说已经意义不大，我又面临不知道做什么的困境。其间我把一个报社所有的环节都做过，从记者部、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到总编室，我都待过。离开报社时我跟总编开玩笑说：我自己也能办份报纸了，我们报社有80个人，实际上我带3个人就能办份报纸了。
这也是我对一个行业各个环节最开始的一个认识。我一直认为自己身上交织着两种矛盾的性格：一方面受到自已经历和文化的影响，追求一些坦率。直觉引导和尊重人性的东西；同时我的学校给了我严格的思维训练，因为理科出身，我做任何事情都讲求逻辑，追究事情的本原，发掘其加入了某种变数才导致了系统的循环发生了何种变化。一个报社的效率和内耗也可以用一个系统模型来描述。我不能控制、管理报社这一系统，无力改变所有的现实，就像人们今天谈论的许多问题可以追究到体制这一层面一样。但这些问题可以研究，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贯穿了我生活经历的全部。
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
1989年离开报社后，我到了科学院的高技术企业局。当时正逢中关村一条街很多公司兴起的时候，我见过那一代人最早的一些代表人物，像“两通两海”等等，他们大多源自中科院的研究所，因为不满那里的现实环境而走出来。作为记者，我曾采访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非常清楚他们当时的那种处境。当时大家都很盲目，只是撞上了很多的机会，然后才不断地规范自身，至于很多的理论和总结那都是后来完成的，就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我们渴望拥有未来。
关于一条街的变迁，我就是一位见证人。曾经也有不少公司的老板希望我能加盟公司，我也比较能清醒认识自己的某些素质，例如冷静地设计和思考一些事情，最后去实现，但考虑到自己对企业没有一种整体的认识，报害怕当一个人没有一种整体观念时，就进入了事情的细部，很难知道经济的整体运行到底如何构成。正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新成立，我就去了。当时整个科学院也在讨论“一院两制”，如何把科技成果产业化，其中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有没有自己的Am和“贝尔实验室”，10年后的今天这个话题都在为人们重提，历史总是这样惊人的相似。
当时自己也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更合适，但还知道自己做什么是不合适的，这种困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也不能说我自己现在的位置就是原先决意要去做的。
为什么要说真话
其实，我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痕迹，我不会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当作一辈子的永久目标，这不现实，也不合我的本性，而且这样说好像自己是在说假话。因为自己家庭和教育的缘故，为人坦率、敢讲真话一直是我的秉性，也许我某个时候话说错了，我认识到这一点时肯定会改过来。在我的家庭经历过程中，从小我见过了太多的黑白颠倒的事情，自己没有受过伤害，但身边每一个人都受过严重的伤害。结果是我相信，最真的、发源于本性的东西才是永久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则是过眼烟云，包括一个人某个时期的身份和拥有的东西。
我相信自己的这种性格会如始至终，一直到老，这也是我的为人准则。所以走到很多地方，我拥有很多朋友，尽管人们会评价我某段时间会怎样怎样，这种对和错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故事而已，是在一段时期特殊环境下的自然反应，与我本人的性情无关。
专心做女人
IT不只是工具
IT是一种促使每个人改变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发生改变的全新技术工具，这种改变也许始于一部分特殊的人群，像IT从业人员，他们要获得市场和发展，必然会改变社会，这种改变表现为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形态的全方位变革，因此，IT工具带来的是社会的变革。
我自身经历非常复杂，也不太认同“IT人”这一说法。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我念的是应用化学；毕业后做了几年记者之后，又开了一家文化公司；后来做过通讯方面的公司，最后是Internet；这其中我还想过要做别的什么。在信息技术变化的大潮中，许多人都在不断地确定在某一刻能够实现自己最大价值的位置是什么，因此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使用者，往往都被卷入这一潮流中。
见识长大的一代人
今天，像我们这样现在30－40岁的这一代人都恰好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高中我们赶上了高考，可以选择报考最好的大学，比起前辈人，许多人生活经历都非常顺利，而且与大我们10岁或者小我们10岁的另外两代人都大不一样。我们赶上了文革之后的所有思考，而且自己身上或多或少还带有责任，这种责任感与我们受到的教育、而不是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这种内心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了。有一次我推着平板车买办公用品回来，被门卫拦在大楼门口，故意要检查我的外企工作证。我没有证件，于是僵持在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们投来的都是异样的眼光，我内心充满了屈辱，但却无法宣泄，我暗暗发誓：“这种日子不会久的，绝不允许别人把我拦在任何门外。”
这有一件事重创过我敏感的心，有位香港女职员，资格很老，她动辄驱使别人替她做事，我自然成了她驱使的对象。有天她满脸阴云，冲我过来：“Juliet（我的英文名），如果你要想喝咖啡请告诉我！”我惊诧之余满头雾水，不知所云，她劈脸喊到：“如果你要喝我的咖啡，麻烦你每次把盖子盖好！”我恍然大悟，她把我当作经常偷喝她咖啡的毛贼了，这是人格的污辱，我顿时浑身颤栗，像头愤怒的狮子，把内心的压抑彻底地爆发了出来。事后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要有能力去管理公司里的任何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香港人。
自卑可以像一座大山把人压倒而让你永远沉默，也可以像推进器产生强大的动力。我想着要改变现状，把自我从最底处带领出来。我每天比别人多花6个小时用于工作和学习，于是，在同一批聘用者中，我第一个做了业务代表。接着，同样的付出又使我第一批成为本上的经理，然后又成为第一批去美国本部作战略研究的人。最后，我又第一个成为IBm华南区的总经理。这就是多付出的回报。
我在乎的是什么？比别人先走一步，能创造一种好心境。日本有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天早起半小时，上班先走一步，避开上班的高峰。每次他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厢里空空荡荡，没有上班高峰时那种沙丁鱼罐头般的窒息感，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迎着晨风观看街头人生百态，内心充满了愉悦。他不仅每天比别人多做一些，而且舒畅的心情也带来了充沛的精力和创造力。在我内心，始终有着沉重的危机感，如果不先走一步，就意味着被人领先。
在别人眼里我很成功，然而我的内心曾长期徘徊在脆弱地带，甚至有时在挫折面前几近崩溃。我曾看到一位作家谈自尊，认为首先要接受自己，对自己负责，完善自己，作真实的自我。我发现自卑的成因源自不接受自己，没有对自己真正负责。